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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物业一起下了顿馆子。

酒过三巡，耳酣面热，最后来人爽快拍板，我爸顺利得到了那份工作——还挺轻松，倒班看大门、收停车费，一个月能挣1450块钱。我本担心他的身子受不住，但他牛脾气又来，作出要掀桌子的架势，非去不可。

印象里老袁在家歇养了靠十年，而这十年里我就没病过，不是不病，是不敢病。一个人的强大与软弱如舌依着齿、筋连着骨，面对那些常被人称之为逆境的日子，我奋力求生，全身的骨头都倔强起来，可一点点幸福就把我击倒了。

虽然我丢了赖以养家的饭碗，虽然这一千来块钱抵不上每月万把块的医药费支出，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病了，好像终于有个声音在脑海里对我说：你可以歇一歇了，可以适当地自怜自艾、有病呻吟了。

我确定了我不是孤愤的狗、不是石头缝里的草、不是被摄去魂魄的肉身，我家的老东西还是很疼我的。

他想替我担一把。

第一天老袁与我分着吃了那三两蟹黄汤包；第二天他亲自下厨为我熬了一锅糖粥；第三天他扛回家一麻袋梨子，足足五斤，说是给我润喉。

蟹黄汤包被黎翘摔出车外，早就皮破汁流糊作一团；糖粥依然炖得屎烂，光看卖相难以下咽；卖梨的小贩坑老袁老迈又迟缓，五斤梨子烂了近三分之一。

但我特别高兴。

我把脸埋进热烘烘的被窝里，无比愧疚又踏实地安慰自己：待再懒个两三天，我就把春风引进门，再次顽强地出苗。

没想到在床上躺到第三天，吉良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还是上回那句话，黎翘要见我。

我敏感地意识到，事情好像有转机。

给大明星开车一个月，市中心的商业区摸得熟门熟路，即使开着雪佛兰进入那处豪宅，保安斜眼睨我，竟也不拦。

旁人还是站着，唯独黎翘正坐客厅。大狗伏于他脚边，他垂着脸，一只手揉压着狗脖子——我觉得这动作有点眼熟，好像那天在剧场里，他也是这么待我的。

被人当畜生看待固然不满意，可显然黎翘对我那天顶撞他更不满意，他慢悠悠地把视线从狗脑袋上移到我的脸上，冷着脸问：“你嘴不是挺厉害么，怎么现在不说话